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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捡别人吃过的泡泡糖吃
z作者:曾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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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差点被母亲打死。对于爱我甚于爱她自己的母亲来说,那一次打我无异于自杀了一次。
我挨打是因为五个泡泡糖。
对于二十一世纪的孩子们来说,泡泡糖或口香糖之类的东西已是很难入他们的眼和口的,他们所青睐的,至少是比这高贵百倍千倍的炸鸡腿巧克力之类。但正是这不被打上眼的仅值5分钱的小东西却让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着迷疯狂甚至险些为之死在自己母亲的手上。这听来似乎是天方夜谭,但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我也会这么以为。
但这一切却千真万确发生了。
那时正是1979年,这一年对中国的意义想必大家都清楚。在这个百废待兴的年头里,我升入小学三年级。虽然国家的工农业正在逐步走向正轨,但物质供应依然比较紧张,很多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限量供应。而生活中不那么必需的儿童消费品糖果之类,则少之又少。我记得那一年“六一”儿童节,我得到的礼物是二两鱼儿糖。所谓鱼儿糖,实际就是用白糖熬化加淀粉,加一些红黄蓝绿的色素,然后倒进小鱼儿模具中凝固而成的糖块。母亲为了买到这二两糖,从街头排到街尾站了近四个小时。
对于贪嘴的少年来说,没有糖和零食的日子实在难过。当时街上的小贩很少,花2分钱买一盅爆米花也要走半个城。有时兴许还不能买到。我和小伙伴们曾经想过很多办法找糖或糖的替代品吃。比如去拔略有些甜味的芦苇杆嚼,到树上摘桑果儿或下田里摘野枸杞吃。我们还发现药店里有一种3分钱一粒的蜡封“山楂丸”。我们甚至还把治病用的“清凉丹”拿来当糖吃,结果搞得全身冒疮,狼狈不堪。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粒放在嘴里甜甜的并能吹出一个白色泡泡的泡泡糖,其魔力是怎样,大家应该想得出来。
班上一位父亲是采购员的同学最早把泡泡糖带进学校,并引起一阵的惊叹。很快,大家就对这来自于上海的泡泡糖着迷了。“上海”对于一群连成都是什么样的川西小城的孩子们来说无异比梦还远。大家看着这位嚼着上海泡泡糖吐着上海泡泡的同学,无限神往和羡慕着。之后,大家便不约而同地开始巴结他,讨好他。他想要的铅笔、小人书和陀螺都统统飞到他的书包里,而同学们相应得也得到一个或半个泡泡糖,吹出大大小小的上海泡泡。
我家里很穷,母亲无业,父亲微薄的工资要养活一家四口,他们能给我的学习用品,决不可能多余到可以拿来换泡泡糖。于是,在班上半数同学都在吹泡泡的时候,我只有悄悄躲开,并为自己的贫穷流下人生中的第一滴泪水。
另外几个和我一样嚼不成泡泡糖的同学开始搞起泡泡糖配方的研制。不知是谁的主意,我们将麦子和牙膏和在一起嚼,以为能嚼出泡泡糖,但除了满嘴白沫之外,一无所获。
之后,我干了这辈子最为耻辱的一件事:从垃圾中捡起了别人嚼过的一个泡泡糖,包回家中,用清水洗洗,但总也洗不掉上面灰黑的尘土。之后,我怯生生地将它放进嘴里,品尝到这一生的第一个泡泡糖的滋味:苦苦的一股灰尘的味道。
我知道那不是泡泡糖的真味道。我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渴望得到一个或半个泡泡糖,没有嚼过的那种。
这个机会很快来了。
那个惟一拥有泡泡糖的同学在得到了班上几乎所有的好东西之后开始对物质厌倦了。这似乎是阔人的通病,他开始追求精神享受了。于是班上便常出现一些悬赏行为。比如谁敢吃半个橡皮?谁能连翻十个筋斗?谁敢到高年级的教师门口去骂一句粗话等。悬赏一至二个泡泡糖,往往有“勇士”敢于上阵,为泡泡糖搏一把。
照理这些有勇无谋的事都是少不更事的我的强项。但不知为什么,平时胆大的我突然莫名的羞怯起来。就连平时我认为最胆小的邻座也因为勇猛地爬上校园背后的梧桐树而得到泡泡糖吹得一脸的灿烂,我都还没有出手。
悬赏一天天在增大,没得到泡泡糖的人一天天减少。
终于有一天,似乎像电视剧的大结局那样,泡泡糖的主人要玩票大的,奖品是五个泡泡糖。项目是在教室门上安机关,袭击老师。
这事没人敢做。班上再没有往日那种蠢蠢然跃跃欲试的场面。不知为什么,大家莫名的都将目光对准了我,似乎这个奖项是专门为我而设的。
这种眼神和暗示似乎是一种鼓励,使我的虚荣心无限的膨胀,再加之压抑了数天的对泡泡糖的向往,我居然站了起来,自以为勇武地走向教室门口,将一个装满垃圾的塑料桶放到虚掩的教室门上方。
这件事造成本节数学课因老师回家换衣洗头而改为自习。班上的几个当时喝采最凶猛的同学以更凶猛的姿态向老师举报了罪魁祸首曾颖。之后,母亲被叫到学校接受批评,而最终的结局是母亲用一只刺了两棵针的塑料鞋底在我的头上抽了七十几下,一百余个针孔至今尤有感觉。
我永远忘不了母亲打我时因绝望而失控的神情。因为在一向好胜而自尊的她看来,为了五个 泡泡糖而放弃尊严的儿子,她宁可不要。
此事一晃就过去了26年,在这26年里,我读书当工人当记者,生活总在贫困线的上下徘徊,也常遭遇到比五个泡泡糖大得多的诱惑,但我始终记着自己少年时自己所干下的那件蠢事,并深以为诫。为此,母亲很得意,说亏得当初她的那顿黄荆条子,但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真正让我锥心刺骨的不是挨在身上那些针,而是她看我时绝望的眼神…… |